德黑兰狱中来信

妈妈，

我在卡查克监狱拘留中心（Qarchak detention center）有两天了，德黑兰的冬天真的很冷，还好北部关押政治犯的埃温监狱（Evin）已人满为患，我被拉来了南部的这一座，不然我可能会更狼狈一些吧！我还穿着九月初时离家跟你告别时的衣服，那时我只带了两套初秋的衣服出门，远未料到再回来会是这么久之后，并且以这样的方式。你有没有给我的植物浇水？即便是冬天，蕨类也需要大量的湿度，海芋们要多晒太阳，我的柠檬树有结出柠檬吗？

我试着给你写这封信，尽管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最终到你的手里，我想很大的可能是被他们直接处理掉吧，不是因为这封信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威胁，而仅仅是出于他们的习惯性残暴和冷漠。你还记得法拉吗？我跟你讲过的因为在卑路支斯坦做研究而被抓捕的女孩子——他们指控她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判处了15年，她已经在里面四年了，我们寄给她的书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而她在里面写的那部寄给阿里的小说，寄出来时被撕到只剩下目录了。上个月，在我第一次被审讯释放后见到了阿里。他告诉我，最近接到了法拉从监狱里打来的电话，这是这一年里唯一一次听到她的消息，她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坚不可摧。在告别时，阿里欲言又止——我想我、他以及我身边所有朋友们都心知肚明却小心翼翼不愿意戳破的是，我正处于一种借来的自由之中——“我相信无论后面会发生什么，你也会一样地坚不可摧的……”他说完，我的眼泪难以抑制地落了下来。

我想我可能会令大家失望吧，说到底我可能只是一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这一年来自从被剥夺了热爱的事业之后，我一直在练习失去，每天晚上都会抱住两只猫默默地和它们告别，可是我意识到我竟然有那么多害怕失去的，连家里的几千本书都舍不得，多么不堪一击啊。被抓捕的当天早上我才淘了一批二手黑胶，它们应该早就到家了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听它们。我那天还在购物车里添加了一个破壁机，想着可以榨石榴汁做早餐，可是太贵了犹豫了一下就没有支付。你能相信吗？在里面的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最折磨我的瞬间总是对这些最可耻的小资产阶级生活的留恋。比起我的成就、我在所热爱的事业中找到的意义，似乎失去生活本身更令人痛苦。

对了妈妈，我甚至一直没敢告诉你我失业的事情，春夏之交时我先经历了一场居家监禁，仅仅是因为我和朋友们相约在街上跳舞——这个政权有多么畏惧自由的灵魂！然后秘密警察联系我供职的报社——这些年来不止一次了——总编辑和高层再也不愿意承担任何由我带来的风险。你知道我总是愿意理解和同情时代洪流里的懦弱和胆怯。不过报社利用这只“房间里的大象”，拒绝遵守劳动法支付全额赔偿，因为他们笃定我不敢冒着再度得罪公权力的风险把离职缘由与经过公开。（对，他们赌赢了！）那些一次又一次如菜市场般的在赔偿金上的讨价还价，真让人瞧不起他们！这叫什么来着？伥鬼。

在十月的第一次审讯出来后，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悬置了起来，我知道我只是在等待自由再度被夺走。在白天，我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这些年间被抓进去的朋友们的狱中笔记，为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当我读到阿明在狱中始终拒绝认罪，在德黑兰最高法院上最后陈词时，结结巴巴地说出“我愿意用自由去捍卫我所做的事”，我趴到床上大哭了一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配得上我所有的遭遇。到了晚上，我总是在做关于逃亡、抓捕和监禁的噩梦，有时窗外的电闪雷鸣会和梦中的审讯监禁混剪进入同一道大脑波频，将我唤醒。不过，那些梦中的恐惧感与绝望感太雷同了，以至于醒来后都没有记住，唯一印象深刻的梦却是最日常的——我梦到在德黑兰的家中做饭招待朋友们，那个梦是如此绵长，我甚至记得每一道菜的准备过程，以及在准备时想到朋友们会发出赞叹时的欣喜。醒来后感到现实是那么荒凉。

我做了所有能做的来避免抓捕的再度发生——躲藏在遥远的异乡，删除社交媒体账号、清除掉电脑和手机里的档案，吞咽下所有的不公，退出公共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失语。我每天都在想如果当时我就被立刻监禁了，至少能唤起一波声援的躁动，能再次燃起抵抗的热情，而不是这样被遗忘。

记忆变得断层。那些404使你甚至不再记得前一天、再前一天都发生过什么。我们所有人的对话都变得艰难和不连贯。通讯软件只有启动阅后即焚功能才能感到一点安全，可是我经常在一觉醒来看到对面发来的回复，却怎么都记不起回复的是我说过的什么内容。我恋恋不舍地看着那些满是温度的消息在10s后、30s后或1h后消失，没办法让它们留得更久一点。我不敢截屏，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成为罪证。

忘记是暴行，是的，是暴政的帮凶、共谋！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更难以回避的现实是，记忆是有罪的。它绝不仅仅是让你活得沉重、痛苦而已，它随时会成为秘密警察所掌握的证据，把你丢进你无法想象的深渊。

▲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纪念活动期间，人们聚集在一起守夜并举著白纸抗议。

我想从第一次颇费周章的对我的抓捕说起吧，我早就该在那次被释放后就去讲述它，多么遗憾我那时候没有。痛感已经开始逐渐褪色。我签署了保证书不对外透露审讯细节，很多时候那些碎片化的思绪和感受，每当想要写下来，又会意识到似乎记录在哪里都不够安全，就作罢了。手机和电脑不再带给我任何私密感——当然，它们早就已经是政权监控人的工具了，但是在被秘密警察收走30小时后，它们简直像病毒一样令人恐惧（而现实中的病毒早就不再令人恐惧了）。

十月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他们用重案组的破案方式“诱捕”到我，不远千里从德黑兰来到萨南达季（Sanandaj，伊朗库尔德地区的主要城市），出动了那么多人，重重埋伏和伪装——这后来还成为他们在里面向我耀武扬威的事迹，损毁说以我的智力，根本配不上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可笑的是，我根本就没有在躲藏啊，那只是寻常的与朋友们聚会的一天，我正在厨房里用番茄和鹰嘴豆炖一锅羊肉。在伪装成我们同路人的萨南达季本地线人的库尔德语的掩护下，我们放松了警惕，他们闯入赫迪耶家，“都蹲下！”【1】阿德勒条件反射地蹲下了，然后马上被摁倒在地，两个年轻女孩子努尔和赫迪耶站在旁边一动不动，愣在了原地。我本能地用库尔德语嘶吼和抵抗，直到听到像刀子一样的德黑兰波斯语——没有比这口音更好地诠释暴力了，它是神权暴力、国家机器暴力、主体民族沙文主义和父权暴力的综合体——“玛赫萨，你还听不出我的口音嘛，大老远见到老乡，你不开心吗？这次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2】这句充满了挑衅与压制的恶毒开场白很久以后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即便出生于德黑兰，作为库尔德人，我永远是故土上的异乡人，从小到大我都在竭力避免自己的波斯语沾染上德黑兰口音。不过在当时，我立刻就安静了下来，意识到事情大概比我想象得还要严重。

没有出示证件，没有传唤或拘捕的通知，只是用口音和一只手铐作为威胁，我和聚会的朋友们就被带走了，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全部被抢走，赫迪耶父母的房子被搜了个底朝天。我被塞进了一辆车，其他人被塞进了另一辆，太黑了我什么都没看清，只记得他们在附近的警局停留了片刻，而库尔德地区如你所知已经在抗争中几近失守，多处警局被抗议者占领，他们无法借用来审讯。然而，到德黑兰的480公里的路途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了，很多城镇在一到夜晚都像是在战火之中。途中他们不断地控诉我，因为我，他们需要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出公差，都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回到德黑兰的安乐窝。【3】他们还不忘记恶毒地告诫我，赫迪耶、努尔和阿德勒一同被带走都是因为我，他们会记恨我的！（我当然知道他们不会。）不知道开了多久，好不容易在库尔德地区找到了一座秩序尚在的警局，焦灼不安使我彻底丧失了时间感，只记得抵达时已经是深夜了。

当我最终被他们带到那个地下室时，此前被信念勉强压抑住的恐惧感扑面袭来，所有的理直气壮都消散了。我首先看到了一个巨型的笼子，里面两个蓬头垢面的男人睡在亮得灼人的白炽灯下，毫无尊严可言。后面更隐蔽处还有另一个笼子，我进去时没有人，后来上厕所时看到陆续有女人被送进去。而环绕四周的，是审讯室。我被带进了其中一间。

大多的时间是焦灼的等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离开这间屋子，回来时带来更多的从我手机和电脑中调出的“证据”。我是多么软弱啊，审讯才刚刚开始，几乎什么狠招数都没使出来呢，我就把手机和电脑的密码如实上交了——后来我听说努尔扛了6个小时才交出来。不安感让我不断想要去厕所，而上厕所大概是在审讯期间最屈辱的体验了。那间厕所在楼梯口的位置，几乎是通道处，只有一个象征性的不足身高三分之一的隔挡，仅仅保证在蹲下来的时候不被看到，而我总要绞尽脑汁试验怎样体面地弯曲身体提起裤子而不被通道上走过的男性警员目光所及。一位德黑兰来的女警员专门负责看守我上厕所，但当她不在的时候，就会有男警员替代她的角色——似乎在被认定有罪的时刻，不想被陌生男警察看到最私密的动作都是不正当的诉求。

在德黑兰审讯者不在场时，总有几个凶恶的本地中年男警员坐在地下室中心，监视着四周每间审讯室，但尿频却让我有机会偶尔打量到我的审讯室外面的这个地下室空间的动向。我无意中听到了本地的几个较为年轻的陪审警员在过道里用库尔德语窃窃私语，埋怨要陪这些德黑兰来的尊贵大爷们加夜班的同时还总受他们的气，“真是首都来的人，一点规矩都不讲，进屋的时候都不让嫌疑犯通过计时装置，是打定主意了要超过审讯规定时长！”我还听到审我的德黑兰警察在审讯室门口叮嘱本地警察在结束后要立即删掉包括监控在内的所有审讯记录。这一切讯号都使我手脚发软，时间仿佛变得更加没有尽头。

我也努力在路过其它房间的时候伺机窥探一下朋友们的动静。努尔的房间总是不断传来啜泣声，她年纪太小了，从未经历过这些，大概也还没学会怎么在暴力面前隐藏自己的脆弱。审讯她的秘密警察和她年龄相仿，面对她时满嘴调情式的花言巧语。我听到他油腔滑调地对啜泣的努尔说，“我对我老婆都没这么温柔过”。后来努尔告诉我，每当其他从德黑兰来的中年警察进入审讯室严辞威慑努尔后，他总会马上安抚她的情绪，哄她，逗她开心。努尔的情感经验少，屈指可数的几段也都是被男人欺骗。所以，一个年轻异性在密闭空间和漫长时间里高强度地关注她，听她述说，陪伴她哭泣，她怎么可能不将自己的脆弱暴露出来呢？这招大概是专门用来击破她的吧！接近释放时我们一起坐在在门厅的调解室签字办手续，我惊讶地发现他和努尔间的互动充满了性张力，“你头发天然就是这个色吗？真好看！”“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你知不知道你口供答得漏洞百出，我费了多少心思才帮你圆回来！”他每说完一句，努尔总会低下头，露出羞涩的神色。无耻！这些花样迭出的审讯技法，简直像是在做人性实验！我想起塞比迪耶跟我们讲过她被监禁的时候，一个女警员时常找她谈心，说她是因为长得不好看、自卑、单纯，所以容易被同校的男性革命领袖所蛊惑。玛雅姆听到这里啐了一口，我则攥紧了拳头。

对了，审讯努尔的警察在半夜的某个审讯的空档——大多数审讯者在开会或是在打盹儿——来到我的审讯室佯装和我闲聊，正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几个月前跟踪我的场景，此时外面突然有一个强奸犯被带入地下室，他立刻分了神，用轻浮到刺耳的语调说，“都到库区了，去黑市找鸡啊，用得着强奸嘛！”对，他用的就是“鸡”这个对女性最具侮辱性的污言秽语，你能相信这是从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公权力捍卫者口中说出来的吗？

▲ 2022年10月1日，伊朗首都德黑兰，有示威抗议库尔德族女生玛沙·阿米尼（Mahsa Amini）被道德警察逮捕、殴打后死亡，一名参与示威的女子在火堆前举起胜利手势。

而赫迪耶遭遇的则是另一种，这一定是这场审讯中的最卑劣的问题了，“你父母不是还没退休？你不是还有个9岁的妹妹吗？”对家人的威胁让赫迪耶彻底缴械。同时，审讯一直在努力消耗她的意志，在那接近30小时的时间中，每个问题之间的沉默过度漫长，折磨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躯体。我每次上厕所路过赫迪耶的审讯室时，她都一动不动地抱着双腿蜷缩在冰冷的金属审讯椅上，像雕塑一样。后来她告诉我们，她甚至一次厕所都去没上过。尿检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被允许见到彼此，但有人盯着我们，禁止我们说话。我和努尔偷偷地勾了下手指，立刻被喝止了。赫迪耶从厕所出来时，拿了一杯血红色的尿，做尿检的男警员惊了一下，旁边的女警员漫不经心地说了声，“来月经啦？”那天是她经期第一天，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这漫长的折磨的。

对付我的秘密警察是里面最老练的一个，他原本就是德黑兰秘密警察系统的高层领导。在从我这里拿到密码，打开我手机后，他勃然大怒地回到审讯室，质问我为什么录音一直开着，“你喜欢跟警察讲权利对吗？！警察跟你说话你就开录音？！你觉得你特懂法，是吗？你就是欠收拾！”在审讯的过程中，他时而用权威打压我，“我最恨的就是你把警察都当傻X！”。仿佛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对，都在将自己处于更大的险境中；时而以可怕的罪刑恐吓我，“你把刚刚的问题给我再说一遍！你想在里面待上多少年？”，以至于最终几乎所有写下的口供都是他的表述；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了开明派，表达对自由捍卫者的理解和对伊朗女性处境的同情，让我相信公权力不是铁板一块……他在权力上方享受着将我的自尊一点一点击垮的过程，那24小时近乎于一场大型“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以至于在我意志最薄弱的时刻，几乎要相信他是在为我好，是在帮我争取体制的宽恕。

在把最终的笔录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发现笔录最前面的程式化问题“我需要自己委托联系律师”的那一栏，早已自动替我选了“不需要”。还有“我已经阅读过审讯规范手册”那里也自动选了“是”，然而20小时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所谓“审讯规范手册”是什么。我质问他，他百无聊赖地回答说，“这些可以改”，又递给我一份关于审讯规范的文件。在后来我问努尔和赫迪耶，她们没有和暴力机器打交道的经验，不止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些地方，甚至都没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笔录就签了字。

最可笑的是这些警察的傲慢和无知，你能相信吗，他们甚至分不清卑路支语和库尔德语！明明只要用谷歌查一下就可以分辨。那首我的朋友用卑路支语写作的抗议诗也被安在了我头上，而我分明就不懂卑路支语呀——帮审我的德黑兰警察打下手记笔录的库尔德警察面露尴尬之色，我在辩解的时候几乎都要笑出声来！【4】他还用八卦的口吻向我打听，为性少数群体发声的曼阿尼是不是有艾滋病——只因为他是gay。他最凶恶的招数都用来逼问我是不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其他审讯室的秘密警察也在诱导努尔、赫迪耶和阿德勒指控我是女权主义者，仿佛跟所有的一切比起来，对女权主义的认同才是最大的罪行！我困惑不解，如果他正常问我，我想都不用想就会告诉他，我当然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还有，他在逼我承认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影射最高领袖时，他自己甚至也不敢说出那个名字，这是多么可笑啊！

在办理释放手续的时候我们终于都放松了下来，也包括警察。几乎每个德黑兰来的警察都向我炫耀了一遍以往他们是在哪个“案子”中跟踪、调查过我的。又怕我觉得自己太“重要”，不忘在最后补充一句，“你成不了气候！浪费我们的精力！”一个看起来在这里职衔最高的库尔德警察仿佛想抓紧最后机会在这几位首都来的警察面前表现自己对政权的忠诚，冠冕堂皇地用波斯语教育起了我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国际局势下伊朗的处境？美国和以色列虎视眈眈，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友谊也不稳固，中国和沙特正眉来眼去，伊朗腹“面”受敌……”，“腹“背”受敌”，我小声打断了他激昂的演讲，坐在旁边的伙伴们忍不住笑了出来，一位德黑兰警察马上替他解围，“马赫萨，你就是跟警察对着干惯了！”“这不是对着干，只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职业病而已……”我窃窃私语。库尔德警察讪讪地结束了他精心为这场审讯的尾声而准备的陈词。伙伴们笑得更大声了，仿佛我们终于在这24小时的屈辱后扳回了一局。

最有趣的插曲是阿德勒，那场聚会只有他一个男生在场，他幸运地有机会在手机被夺走前，悄悄清空了里面的内容，以至于审讯过程中全程无所畏惧。但你知道他的手机是怎么被夺走的吗？鸡飞狗跳的伏击中，警察以为我们的手机都被收走了——他当时正用努尔的手机拍摄他们强行闯入的画面，蹲下后被警察扑倒抢走了手中的手机——却漏掉了他本人的，但是他在等着进审讯室时把手伸进裤兜给朋友发消息告知我们被捕，竟发到了有我在的通讯群，而我的手机正在警察手里！马上就来了警察夺走了他的手机。

▲ 2022年11月28日，北京，抗议中国政府清零政策期间，警察站在示威者对面。

轻松的故事也没有那么多。我的腰间盘突出在审讯椅上狠狠地发作了，等待的时间实在太长、太难熬了。不去厕所的时候，我也总是在审讯室里踱步，大部分时候是小步倒着走，以缓解腰背疼痛，于是总是碰撞到桌椅，引来地下室中心最凶恶的那个中年男警员的呵斥——他几次大声威胁说要把我铐到审讯椅上。半夜四点疲惫到没有力气走动了，我把审讯室的三把木椅子靠墙拼在了一起，躺在上面休息，可是不知道是刺眼的白炽灯，还是巨大的恐惧和无助，让困意无论如何都没有到来。我紧抓着被带走前从赫迪耶家顺手拿出来的毛衣外套，那是在那个冰冷的空间里仅仅能触摸到的安抚我的温度。我使劲在脑海中描摹法拉和其他在监狱里的伙伴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想象维达、塞比迪耶和另一些朋友们即便出来后只是进入了一座更大的监狱，被官方置换了全新的姓名和身份，在密不透风的监控和虚假的生活中煎熬。塞比迪耶的抵抗形象曾经出现在很多报道中，出狱后在陌生朋友在的聚会、公共活动中她时常顾及不到组织者和邀请方的风险，高调地发言，想被别人认出来，我曾经花了很久时间才理解，她只是太渴望夺回自己的名字了。这些在想象中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模拟，几乎立刻就把我击垮了，在某个瞬间我想我如果没有勇气那样活着，是否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我又立刻打消这个念头，想到玛雅姆、礼萨还有其他在外面的伙伴一定正在想办法救援我们，凭借对他们的信心，我勉强支撑着自己的意志不彻底崩塌。

一个始终一言不发的，坐在地下室中间看守的阿塞拜疆族模样的警员搬来又一把木椅子到我的审讯室，轻轻垫在了我悬空的小腿下方——他以为我已经睡着了。30小时审讯期间，我唯一一次掉下了眼泪。

妈妈，你看过那部关于东德斯塔西的电影《窃听风暴》吗？我几年前看的时候只觉得是一部好电影，这些年在越来越严密地监控中生活再看时就有了更多的感触。那个“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意象多么动人，秘密警察在监听那个东德知识分子家的过程中，被他们的音乐、情感和思想所打动，默默地帮助他们逃脱了体制的惩罚。今天的监控都是由大数据算法驱动，就连思想、情感和创作在那里都变成机械地、碎片化的“关键词”来启动警报，连最后唤醒人性的裂隙都没有存在的土壤了。我禁不住想，如果我们也是由那样具体的人、耐心地监控着，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体制的爪牙被我们的创作、情感与思想打动，从而站到我们的一边呢？

直到最后确定能离开了，他们才拿来了本该在抓捕当时就出示的传唤通知书，叫我们签上头一天的日期，那张写着“寻衅滋事”罪名的拘留通知书，也只是给我们看了一眼，告诉我们，鉴于库尔德地区局势不稳定，拘留中心暂时难以执行对我们的拘留，就不用把文件带走了。【5】走出警察局时，我看到那个阿塞拜疆族模样的警员下班，和另一些警卫一起走在我前面，我快速走过他身边，压低声音说了声“谢谢”。

▲ 插图：游乐乐。

这两年的时间，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在讨论要不要离开这个国家。

记得一年前，我和礼萨深入聊起他在2009年绿色革命后被抓捕后的经历，面对那么多人流亡海外，他在那时依然坚定地选择了留下。“历史还没有终结，我们还活在其中，我们有责任！”他说我们要留下，要夺回。他说你看那些离开的人，他们面对的是更大的失语，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被捂住了嘴，但是出去可以放声高歌后，外面又有多少人对他们的声音感兴趣呢？那些声音毕竟只属于这片土地。他们的抗争也最终将与这里的历史脱节。我们聊起1979年后流亡西方的左翼伊斯兰组织穆贾希丁，妈妈你一定还记得他们曾经在赶国王下台后又与神权政府斗争的悲壮记忆，这记忆如今几乎被它们当下邪教般的阴谋论模样所改写，年轻的抗争力量再也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你甚至只能在一些黄色网站的广告中看到它们的身影，这是不是太可悲了！

从警察局出来后的那一晚，阿德勒回家了，我和努尔回到赫迪耶在萨南达季的家中分享各自审讯室里的经历，一会儿哈哈大笑嘲讽那些公权力的无知，一会儿各自炫耀自己应付审讯的小聪明，一会儿又因同伴在里面受到的羞辱而一起啜泣。我们一起回味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无法正式逮捕我们而恼羞成怒的样子——“我他妈的就不明白了，你们也不图钱，也不图名，到底图什么？你们就是他妈的脑子有水！”那个审讯赫迪耶的德黑兰来的中年警察，在我们办完手续准备离开的前夕，恶狠狠地甩来一句。我们苦笑，以他们的想象力永远也无法企及什么我们所追求的另一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甚至无法理解人是可以拥有尊严，拥有外在于自身利益的理想的！我们点火烧掉了抗争印刷品，字迹熔成灰烬就像墓志铭一样。那一晚我们互相抚慰的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啊，可是赫迪耶毕竟不便再收留我们，我们的行踪正处在更加严苛的监控之中，和任何人接触都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我和努尔不知道要去哪里，第二天晚上最终下决心冲出了警察的封锁线。逃离的路上还能隐隐听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方向传来的炮火声。【6】

在机场等待飞机的漫长时间里，我接到马吉德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他已经从朋友们那里听说了我的处境，“你必须马上走！从库区穿过边境到伊拉克那一边，千万不要回德黑兰！”“我没有做好准备非法出境，我不想再也回不来！”“我知道你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你要清楚，这是流亡！流亡不会给你留出准备时间的！”，那通长达2个小时的通话使我筋疲力竭，我几乎和他争吵了起来，他在逼我面对我还不想面对的一切。马吉德又叫帕尔瓦打给我，她曾在拘留所被监禁一年，判决后又在缓刑的状态里戴了两年的电子手铐，与所有人斩断了联系。就在她几乎被公众也被警察遗忘了的时候，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现在正在法国办理政治避难，“只要我还拥有伊斯兰共和国的护照，无论走到哪里都因为祖国在我身后而感到颤栗，我只能和那里一刀两断”，帕尔瓦坚决地说。她曾经为抗争放弃了那么多，即将完成的学业、优渥的生活，在西方那个势力的系统中却几乎只能靠“贩卖”受害者的经历来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想走，更不想走了就回不来，比起这种结果，在监狱里待一阵子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可我又怎么知道那仅仅是“一阵子”呢？

我最终来到了基什岛，这座波斯湾上的岛屿仿佛置身于历史之外。阳光明媚，温暖潮湿，没有民众的怒火，没有警察的暴力。而身处历史之中的那些地方，则越来越冷了，街上的女人也因为天气寒冷而重新裹起了头巾。我们的德黑兰朋友们一个又一个被带走、被无端指控。还没有“消失”的人陷入恐惧和不安，而最可怕的是在我们之间滋生的不信任和疏离。伙伴们相互猜疑被“打入”的通讯群里究竟谁是秘密警察的线人。被抓进去又出来的人有时面对的不是朋友们的安抚，而是害怕被牵连。通讯工具里解除好友的理由总是大同小异：我和你们不一样，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革命者，我不想“牺牲”！

勇敢的人有那么多，他们出现在图像上被传播被歌颂。但是还有那么多没有被克服的恐惧与软弱，过分狼狈因而只好藏匿于革命的幽闭之处，没有位置安放。

▲ 2022年9月19日，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街头示威，抗议库尔德族女生玛沙·阿米尼（Mahsa Amini）被道德警察逮捕、殴打后死亡。防暴警察骑电单车用警棍驱赶示威者。

新年前夕，米娜从德黑兰来到这座岛屿找我，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她痛苦地讲述在惩罚的威胁面前，朋友们开始对这场革命产生动摇，恐惧的治理术正在发挥效用，分化彼此。她也因为更坚定、更诚实而被孤立。她赌气说不愿意再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刚刚“消失”的朋友们了。我几乎不耐烦地终止了睡前的那场谈话。后来我想我大概是害怕我的软弱被她识破吧。审讯对我最大的折磨是在背叛的一瞬间，我在他们的逼问下，说出了一些参与者的暱称，我安慰自己不说真实名字就不会真正暴露他们，但我知道这只是自我欺骗罢了。那种背叛在那个瞬间也吞噬了自己，我的一部分精神与信念在瓦解，它将使我永远活在那种自责的痛苦里。米娜此前经历审讯时，始终都没有交出手机和电脑密码，面对警察每问一句话，回击的都是不屈的眼神和沉默。我们都想要拥抱并传递这样的女性形象，但是我想她应该更宽容一点，给我们这一代人多留一些时间学习与恐惧相处。可我没想到的是，和米娜告别后不到一周，她再度被抓捕。这半年来，每一场告别，都不知是否还会相见。我多么后悔在那晚打断了她。

我想到前些年凯塔雍在被抓捕前的痛苦，作为被监禁的著名异见者的妻子，她不得不去拥抱“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形象，必须放弃自己一切的活动，扛住所有政治压力声援丈夫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那个形象不能允许她有一丝软弱和退缩。当我们意识到她扛不住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在监禁前夕，她重度抑郁、幻听，面容也变得浮肿，总是把自己藏在家中的衣柜里。对了，今天刚好是她的生日，她在狱中是怎么度过的呢？

强制头巾法案和道德警察被取消的烟幕弹在英文世界开始散播，外界开始欢呼伊朗女性革命的胜利，而不再密切关注里面正在进行时的抓捕与监禁。最高领袖在电视上咬定这场抗争是境外势力的阴谋，他们正急于“找出组织”。【7】

抗争情绪日渐低迷。而我呢，失语的自我惩罚并没有换来我的安全，只是把我变得迟钝和冷漠。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一次没有精心布置的天罗地网——我在被迫频繁汇报行踪的情况下束手等待就范；也没有审讯——他们早就收集和编造好了他们所需要的罪名，“境外势力”的惯用虚假指控容不下任何轻微的辩驳。我直接被带回德黑兰南部的卡查克监狱等待最终的审判，甚至没有留给我时间回家和你见一面。

妈妈，我想他们一定会找你、吓唬你我将面临可怕的惩罚，要你劝我认罪，就像他们以往惯用的那样。我知道你会被吓到，会担心我，可是你也会相信我没有做错，对吗？我们这代人未能完成这场革命，我想，能留给下一代最好的承诺大概也只有：“被指控者无人表达悔恨。”*

*“被指控者无人表达悔恨”是19岁的抗争者雅尔达（Yalda Aghafazli）留下的遗言，她在去年11月被抓捕，在卡查克拘留中心的十天里遭受殴打和折磨，她绝食抗议。释放后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马赫萨

2023.1.13

脚注：

【1】11月8日，作者在广州的朋友家中被北京国保跨省抓捕，当天聚会的四个人的本地健康码同时被“赋黄码”，几个本地防疫人员敲开门谎称监测到有人从封控区流动过来，需要为她们做抗原测试，在防疫人员要来他们身份证登记、拿到她们手机扫码后，几个北京便衣冲了进来把他们“抓获”，并在她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抢走了手机。

【2】德黑兰口音的波斯语指北京话。

【3】在被抓捕的时候，作者的北京健康宝已经弹窗2个多月了，即便是跨省抓捕的警察也没办法按照惯例将她带回北京审讯拘留。事实上，这些来跨省抓她的几位北京国保也冒着健康宝弹窗的风险来执行任务。于是，审讯只好在疫情肆虐的广州进行。

【4】10月，作者的一位朋友在伊朗抗争歌曲的启发下，创作演唱了一首上世纪经典抗争歌曲的粤语版。警方在对作者微信严密监控的过程中在聊天记录上看到了她私信发给几位朋友的清唱版本，他们以为是她创作的，然而她本身并不懂粤语。当作者在审讯过程中指明这一点的时候，警察恼羞成怒，说，“歌词明明是用简体字写的，你以为我没见过粤语吗？我在香港待过，粤语是繁体字！”而他们当时正在位于广州的一间公安局的审讯室，北京国保旁边帮他写笔录的民警正是粤语为母语的广东人。

【5】在24小时审讯（从被带走到最终释放有30几个小时，超过了法定的审讯时间）结束后，她获得“寻衅滋事”15天行政拘留的惩罚，然而疫情政策导致广州的拘留所难以收监，她的“15天”被暂缓执行。拷贝走手机和电脑里的资料后，她和其他人一起被释放。

【6】11月11日凌晨，广州海珠区正式封锁，作者在最后时刻跨过海珠大桥，赶往机场，因为害怕广州健康码再度变红，不敢留宿酒店，在机场候机厅等待了十几个小时，最终登上飞机离开了广州。

【7】新年前夕（12月28日），公安部印发通知，要求在元旦春节期间维护安全稳定，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各类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随即，“白纸运动”的一部分参与者在12月初经历过24小时审讯后，在1月再度悄无声息地被抓捕。很多人消失至今。

后记：

2022这一年来我的经历听起来很可怕，但我知道它只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这荒诞的一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我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工作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因为我的职业和社会活动，不得不经常和警察打交道，但是在2022年以前，我们勉强维持了某种平衡，他们仍然留给我空间参与公共生活，包括写作、社交媒体发言、做客播客或线下活动、组织活动等，但是偶尔会约谈我、跟踪我、找我单位领导或派人监视我组织的活动和公共发言。

到了这一年，他们的行事逻辑不再有理可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触发最高警报，不再给出理由，不再有任何共识可以达成的空间。2022年春夏之交，在漫长的封控结束后，我因为和朋友们相约在公共场所跳舞而被居家监禁三天。一个月后，我所供职六年的媒体在政治压力下与我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拒绝按照《劳动法》全额赔付。秋天，我离开北京参与一个艺术展的布展，准备了不足10天的衣物行李，未曾想到这一离开，再也没能回家。

从漫长的健康宝弹窗无法返京，到被北京国保在广州跨省抓捕，后来躲到偏远的地方避风头，再到“白纸运动”发生，朋友们陆续被消失……对暴政的恐惧在这一年中捂住了我的嘴，我意识到被剥夺讲述的权利，比所有这些迫害让我更加痛苦。直到找到这个方法，借助伊朗的语境，我才讲出了我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写完的时刻，我仍然不知道明天和抓捕哪个会先到来。所幸它没有一语成谶，如今我已经顺利离开了这个国家。逃离得如此匆忙，甚至没能来得及回家收拾行李、安置我的猫、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即使已经身在海外，恐惧的身体记忆仍在，请原谅我到现在依然不敢实名。

在这个故事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正逢清零政策180度掉头。感染大潮立刻席卷而来，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被夺走生命——事实上在清零政策还未结束时已经难以控制疫情的蔓延。毫无准备的放开仿佛是对封控时期怨声载道的民众的“惩罚”。尽管无论是彻底的清零还是一夜之间放开的两种政策是同一种懒政、仅仅将生命视作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的逻辑；然而，记忆的难以保存，造成感知更容易被操纵。在舆论场上，对前一种政策的反对被塑造成为后一种政策之后果的罪人，人们开始主动遗忘此前的反封控抗争，甚至谩骂那些抗争者。十月和十一月暗流汹涌的民间抵抗情绪前所未有地陷入失语。在新冠高重症死亡率的哀鸿遍野中，在对反封控抗争的谩骂和遗忘中，秘密的抓捕仍然在继续。恐惧让我们找不到彼此，不知道谁又被带走了，不敢在舆论场上为消失的朋友发声。

这篇文章献给所有“白纸运动”被抓捕的伙伴们，但愿有一天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彼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