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矿”

在微博热搜，曾有一个词汇“人矿”短暂出现在今年一月热搜榜单上。但当我们今天查看同一词条时，留下的仅有这样一行字：“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话题页未予显示。”

▲ 2023年1月22日，北京农历兔年的第一天，人们在雍和宫祈福。

熟悉中国互联网话语体系的人都知道，这个叫做“人矿”的词汇就这样变成了中国互联网审查机制当中的又一个敏感词。在网易、知乎等中国境内网站上，关于人矿一词的讨论也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即使通过谷歌搜索的网页缓存也无法访问这些已经被删除的内容。这不禁让人好奇，到底是什么让审查机构和中国当局对这个看似荒谬的词汇感到警惕。

▲ 1985年4月1日，成都，行人经过一个巨大的计划生育宣传广告牌。

“人口生产计划工程”

根据推特上有账号整理的来自网友的评论，人矿的意思是指那些读二十年书、还三十年房贷、养二十年医院的，从生下来就是被作为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在知乎上，还曾有这样一段对人矿的总结：“人矿意味着，你是资源，不是主体，你是手段，不是目的。耗尽一生的能量，是为了成全他人，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人矿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开采，使用，残渣及废气处理。最初十几年，在你身上投资教育，目的是把你开采出来，成为可以使用的矿。中间几十年，是使用和消耗的过程。最后不能用了，以尽量不污染的方式处理掉。”而人矿一词据信最早于1984年3月20日被使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在这篇标题为《牵住了“牛鼻子”——罗庄公社乡镇企业纪事》的文章中，“人矿”一词被作者吴国光作为小标题使用。在这段话中，吴国光称中国是“人才的富矿”，并且处处可以开掘到新的高品位的“干部资源”。

读起这些词语和文字，不由得让人感觉到露骨，但另一方面，这些关于读书、房贷、医疗的言论又着实反映了中国平民生活的现状：从小时候的补习班，学校的周考月考，升学时的中考、高考、考研，再到北漂、沪漂、进城打工，留守务农。但令人心酸的是，这些努力最终并没有让多数人的生活有飞跃式的改变，育儿成本高居不下，劳工环境待遇堪忧。而辛勤一生之后的老年人群体恐怕也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在户籍制度，养老金分配不均等的因素下，退休人士与老年人享受的待遇并不相同。而在近来中国突然取消一切COVID限制，在没有准备相应疫苗和医疗资源的情况下放开，也是将老年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当中。

对于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汇的人来说，人矿一词的冲击感大多来源于这个词汇的荒谬性：在通常的认知当中，具有鲜活生命的人，与被当作是资源的矿物矿产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在仔细翻看这一词条被查删前，网友们对“人矿”一词的感想，却着实有一种令人背脊发凉的绝望感觉：纵观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人口与社会政策，又不难发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推行的政策，着实是在将人民当作生产资源来使用。

将人口资源化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发表的如下观点：“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与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言论很快便成为了高层会议上的重要学习资料。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这样表示：“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代领导人将“人类生产计划化”的大框架下，将人口“资源化”、“矿物质化”、制定生产计划、控制产出数量等等政策随即出现。而这样的政策思潮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停止。事实上，1976年后，毛泽东的继任者们，持续推进了将人口作为资源去“控制”的行动。

▲ 2018年12月5日，北京，学生在家政培训课程中对着婴儿娃娃练习。

“180度大旋转”

提起中国人口政策，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延缓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纽约时报》1978年的记载中，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后，中国寻找减缓人口增长的办法，从而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项获得了中央政府批准的政策，从最初的“鼓励只生一个孩子”，随后演变成为多数人熟知的独生子女政策。

显然，推行这样的政策，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为了完成这项影响力巨大的人口生产计划工程，当局使用过一系列鼓励措施与手段，从土墙上路边旁的计划生育标语，到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这些看起来带有戏剧色彩的历史遗留产物，在今天依旧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当中。不过，比起这些鼓励性措施，真正令人们印象深刻的，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强迫性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执行对无数家庭与个人不可逆转的影响。

起初，计划生育的强制性仅限于共产党员，但针对“超生”行为的处罚很快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社会。不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士面临轻则罚款，重则失去工作等经济与社会面的制裁。而在一些地区，甚至还上演了例如“百日无孩”这样的人为消灭新生儿的毁灭性行为。根据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的记录，百日无孩行动是1991年发生在山东冠县的一场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行为。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在5月1日到8月10日期间“全县不允许一个农业户口的孩子出生”，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乡镇干部还喊出将新生儿“生出来就掐死”的话语，并且调集外乡的人员，专拣孕妇的肚子猛踹，“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哈哈！目的达到了，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徇私啊！”

2022年7月，“社会调剂”一词将计划生育政策中发生在广西全州县的政策推入了公众的视野。在一封回应信访的政府文件中，全州县卫生局宣称，在1990年代未知性计划生育工作中，对超生的孩子由全县统一抱走统一进行社会调剂。而在事件引发社交媒体关注后，在媒体的追问下，桂林市卫健委证实了社会调剂政策的存在。

在上述两则案例中，为了一个政治目标，当局可以完成违背人伦的灭绝生育政策，而针对出生的孩子，当局亦可以选择将他们从父母的身边分离，并且为了防止日后这些孩子能够被父母找到而毁灭所谓“调剂”的记录。这些政策与执行细节体现了将人“去人格化”与数字化的本质。殴打孕妇，强制流产，只为执行一项政策；而全州县曾做过的“社会调剂”实则是一场由公权力介入的大规模婴儿拐卖行为。

在2022年，中国达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最初的目标。根据202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人口比起上一年年末减少85万人，这也是中国人口在近60年以来第一次下降。讽刺的是，没有人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目标达成而庆祝。相反的是，在人口下降趋势出现的前几年，中国政府便开始了包括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放开全面二胎，以及鼓励三胎等等生育激励政策，试图扭转人口即将下降的趋势。比起三十多年前的百日无孩与社会调剂，这些新的鼓励性政策显示了中国人口政策的“180度漂移转弯”。

而对于当局来说，试图扭转人口负增长趋势的目的并不难理解：此前执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与越来越多的产业。劳动力缺失，老龄化社会，征兵困难等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在2020年，解放军将原本的每年一次征兵，一次退伍，改变成为了两次征兵，两次退伍，根据观察者网的解读，这一措施同样是为了缓解“征兵难”这一问题。但讽刺的是，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所出现的人口问题，绝大部分却是由于政府此前的人口政策造成的。

▲ 2015年8月1日，江苏省南京市，人们在水上乐园消暑。

不再灵验的“低人权优势”

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伴随着当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口号而来的，不是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是新一轮的烦恼。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80后与90后两个世代的独生子女人群。然而随着他们完成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不难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劳工环境与薪资待遇的改善，赶不上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而原本提到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口号，在现实层面上却变成了用“六个钱包买房”，在事业上面对福报996，辞退不能拼搏者这样恶劣的环境。这样的局面显然让人不由思考，一个人在这个国家的成长、就业、养老，究竟是可以自己选择，还是一场被公权力精心设计的工业流程。

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近40年间，中国经济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国巨大的劳工群体数量，得以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转化成为民众在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的福利。在中国舆论场当中，中国基数庞大的人口即是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社会福利、民众生活等等问题上，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又成为了政府政策不到位的最佳借口。

在2007年，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提出了一个名为“低人权优势”的概念：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使用了这一种“专制非福利”体制，解决了例如“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这样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显著增长。但对于中国执政者来说，这种来源于剥削普通民众的红利，他们似乎变得过于习以为常。在美中贸易战期间，在中国曾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赢贸易战”这样的话语出现。而普通民众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这段话当中的“我们”，而是这段话当中的“代价”。

“‘人矿’一词之所以好，不在于它的辞藻多华丽创意多新颖。‘人矿’之所以好，就好在难听，好在直截了当，好在鲜血淋漓，好在把太平背后的血与泪、骨与髓活生生的挖了出来，血淋漓的呈现在你眼前，叫你无处可逃。”这是在被删帖之前，知乎网友对于人矿一词的感受。从对人口数量论证的春秋笔法，到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来达成特定的政治指标，这些行为体现出中国执政者在对待其统治下的民众时展现的功利性与投机性。在威权国家当中，这样的行为并不罕见，这也是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政治经济体制治下的“常规操作”。但对于威权治下，长期受到政府宣传影响与公权力机器压迫的人们来说，人口政策的横跳，以及疫情“清零”封控与突然放开等等公共政策上的失误，都让人们发现，在政府的眼中，自己并不被当成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来看待。在公权力眼中，自己更像是一个生产力，和一个取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