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毋忘六四、抗争到底

5月31日，去年已解散、被控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香港支联会，以及3名前正副主席，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旁听人士高呼“平反六四、毋忘初心”口号，邹幸彤随后步入被告栏时，高举双手高呼“毋忘六四、抗争到底”。

维园烛光晚会遭打压 呼吁集会遭遇三次被捕

作为曾经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在了为六四、中国民运奔走呼吁的重任中，她因呼吁香港人坚持六四悼念、集会而数度被捕，更因为支联会工作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面临着漫长的审判。

香港支联会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简称，是香港曾经的一个泛民主派政治组织，于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八九民运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其五大工作纲领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围绕此纲领，支联会每年都组织各种关注中国大陆国情的讲座和纪念民运的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即是1990年至2019年，支联会曾连续30年无间断地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该晚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每年参加人数为数万至十数万人不等。

随着数十年时间的流逝，香港的年轻人转向了基于本土的抗争，不再对大陆的民主议题感兴趣，维园集会已逐渐被各大高校的学生所疏离。但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由于大陆的人权状况连年变差，又受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响，参加烛光晚会的人数显著反弹，更多年轻人将集会看作抗议北京当局的重要场合。

2020年，香港警方以因新冠疫情而推出的“限聚令”为由不批准维园的集会活动。支联会认为在当局在香港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趋势之下阻止维园集会，实则是借疫情之名打压集会自由，并坚持以“遍地开花”的形式举行悼念集会。会后数十人被香港警察抓捕，被指控煽动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作为支联会副会长的邹幸彤也因此被捕，并被控煽惑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待审判。

2021年迎来《港区国安法》生效后首个“六四”，香港当局再次以疫情为由不批准支联会的维园集会申请。并在六四前一天出动数千名警力围封维园，并在香港各个集会重地布防。当时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都因在反送中运动期间的游行活动遭判决入狱，尚有行动自由的邹幸彤感到自己重任在肩，必须去延续和推动六四悼念活动。

因此，她先于5月29日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发表了《烛光无罪 坚守阵地》的短文，告知公众支联会无法再以组织名义主办维园的烛光集会，并宣布将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公开悼念，并鼓励更多人自动自发地参与。

6月4日8点钟，我仍会去守这已有32年的约定，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政府能禁止一个场地里的聚集，不能禁止香港每个角落亮起烛光。愈是想刻意扑灭，烛光只会愈烧愈广，并终将成为焚毁专政的烈焰。而我们这刻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每人的一分力，在严寒中守住这烛光，守住我们良知的底线，守住我们仅余的自由。

紧接着，她又连夜写了一篇文章《烛光承载良知重量 港人执着说出真相》，刊登在了6月4日的《明报》上，号召大家坚持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提到维园烛光的意义，她文中写到：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32年里，中共差一点就成功夺取天安门的话语权了。六四变成敏感词，逝去的家人从没存在，经济发展证明了杀人的必要性，悔过的人愈来愈接受广场上没死人。你坚持要谈天安门发生过什么事吗？监狱的大门等着你。

是香港人，本着对是非朴素的执着，以让世人讶异的韧力，在这个国度保留了一块能说出真相的空间。香港人，与国内“砍头也不回头”的抗争者们一起，顽强地抵挡住，甚至可以说是成功抢夺了，‘天安门广场代表什么’的话语权。

我们铭记了屠城的鲜血，也传承了八九点燃的火种；我们以年复一年的烛光，帮助着国内的前线抗争者克服恐惧，让他们看见自己并不孤单；让难属们稍感慰借，因为纵使天安门广场沉默无声，悼念的烛光却在另一处被千万人燃点。并让政权知道，有一个地方的记忆，你怎么也抹不掉。

而就是这两篇文章，成为了她新的罪证。6月4日当天一早，邹幸彤便遭到警方“预防性拘捕”，并将她困住36小时，使之无法做出任何行动。她再次因为六四集会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之后邹幸彤获准保释候审，原定7月5日报到进行续保，但在6月30日傍晚，邹幸彤再次被捕，警员指她的保释被撤销，原因是她涉嫌在网上呼吁市民参与7.1的公众活动，由于有关公众活动已被禁止，所以再次将她拘捕。

（香港“七一游行”是香港自回归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活动之一。2003年起，泛民主派都会以民间人权阵线名义发起七一游行，表达各种政治诉求。但警方已连续两年以疫情为由禁止举办。）

法庭书记在开庭后向邹幸彤读出控罪后，问她是否明白控罪；邹幸彤高声回应：“悼念六四无罪！”

2021年10月25日，在煽惑案的庭审现场，本身是大律师的邹幸彤没有律师代表，而是在庭上进行自辩。她提到自己面对的所有案件，都与支联会、六四有关。而这些控罪横陈叠加，反映政权正一步一步打压、消灭六四记忆。而这个背景，是她为何要写以上那两篇文章的原因。

在陈述最后，她说：

驱使香港人32年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话我的两篇文章是煽惑大家，是抬举了我，也是贬低了香港人。我们见到即使维园封禁，去到西贡、屯门，都有人亮起烛光、灯光，不需要什么人召集。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坚持。

其实八九的时候，我都只有四岁。好多人疑惑，为何我如此执着这件事。是香港人，是三十几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又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我所做的，只是传承、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情，不让政权垄断真相。

如果法庭要用煽惑的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按良知做这件事。若要因此受刑，我亦无怨无悔。

儿时养成民运情节 参与劳工维权走向法律之路

逾30年的维园烛光是众多香港80后、90后的政治启蒙，对邹幸彤来说也不例外。她生于1985年，在香港长大，从小学开始就随着妈妈参与维园烛光晚会，深受触动，形成了她对中国民运的情结。

提到当时，她说：“小时候未必很了解发生什么事，但维园那种悲伤情绪令人触动，会因那些歌而伤感，对小朋友来说，六四就是简单的对错。为何突然要杀争取民主的哥哥姐姐？”

邹幸彤的弟弟恰好生于1989年7月，妈妈为其取名“学希”，寓意“学运的希望”。她出身于中产家庭，就读传统女子名校，教育氛围开明。邹幸彤回忆，因为中学时迷上了武侠小说，促成了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因此对中国人的身份从不抗拒。

高中毕业后她以5A的优异成绩入读了剑桥大学地球物理系，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自己爱爬山，可以更多地去旅行。在留学的岁月里，她却依然放不下对维园的情结和对中国民运的关注，她在英国仍然不忘观看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直播，还自行办艾晓明纪录片放映会，搞活动邀请王丹、魏京生等流亡人士演讲，并创办组织UKCUTS，连结海外维吾尔族及西藏流亡人士。2009年适逢香港支联会“我要回家”计划走访英国八九民运流亡人士，她负责接待，因此与支联会结缘。

在她攻读博士期间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地震，锁定喜马拉雅山与青海高原的地质运动，却成为她半途辍学的契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同学知道了都很兴奋，因为可以提供大量可研究材料，唯独邹一人放筹款箱支持灾民。此事令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要“沿着此路继续走下去”。不久后，她的博士研究突然被中国政府叫停，放在青海高原上的数据收集站因为碰上拉萨抗议运动被下令撤走。这令她气愤地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这个政权，做科研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使她明确了自己想为中国人权出力的志向，毅然放弃名校的博士学位回到了香港。

邹幸彤开始在支联会做义工，之后加入了关注中国劳工的香港NGO“中国劳动透视”，经常穿梭来回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协助中国农民工维权，经常陪著农民兄弟在基层打官司、维权、上访。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邹幸彤参与了工友们依法维权的行动，使得她疑惑于法院判决的诸多不公，并意识到懂法的重要性，她认为：“法律再不完善，都不能不生活于那个法律制度之下。现实上你生活在这里，那样你如何在这样不公平的法律制度之下，去尽量地争取公义呢？你要搞得通个制度如何运作。不因为你信任个系统，而是你要了解它的游戏规则，才可以在这个系统下尽量捍卫你想捍卫的东西”。

多年在大陆的工作，邹幸彤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同路人建立了深厚的共情，在公义的大目标之外，这些“战友”也是她无法放弃这条路的原因。目睹了维权人士所遭遇的残酷打压，让她体会到了身为香港人所拥有的优势，更加觉得自己有责任做得更多。而大陆维权人士反抗强权的勇敢，也深深鼓舞了她，让她看到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地下的、个人化的反抗仍然在延续，因此觉得自己没有理由退缩。

我觉得在内地的正面经验是来自人，见到大家的能动性、活力，以及组织起来的能量。法律是个客观存在的环境条件，我从来不相信环境条件，但你见到好多努力的人去改变个游戏规则。

国内面对国家安全法，再之前的反革命罪，但抗争一直都存在，我们熟悉的朋友许志永、李翘楚、甄江华一大堆。你清楚这样的条件下，要睁开眼做应该做的事，我觉得这些经验起码给了我勇气。

——《{不退達人}鄒幸彤 權利，不行使就會失去》

成为支联会副主席 政治高压下坚持抗争

2016年，邹幸彤任支联会副主席。当时香港雨伞运动刚过，香港本土派崛起，年轻人更多地关注香港本土议题和香港人自己的抗争，与支联会面向大陆的议程疏离，支联会和六四烛光晚会也遭遇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对此，邹幸彤表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争取民主，就应该互相包容。”

但同时，她也认为，过往香港社会运动的焦点有所偏差。邹幸彤说：

香港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点集中在香港政府其实是错的，最后掌管的人，做决定的人其实不在香港政府这里，在北京那里。他们北京政府是怎样思考的，是怎样控制社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去学去了解，才能真正应对来自北京的策略和打压。所以，我觉得了解中国的社会也好，政治也好，或者民间跟政府的博弈经验，是很重要的。其实香港能做这些的团体不是很多，而支联会是其中一个，起码让香港整个社会比较prepared（作好准备），能准备好中共必然会来的打压。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国安法下港人不能委曲求全》

2019年大陆不再让她入境，不单无法与当时的男友野渡——一位国内知名的维权人士相见，她在国内的维权工作也被迫中止。同年香港掀起反送中运动，随着运动的火焰被强力扑灭，香港泛民主人士和公民社会受到的政治打压越发严厉。

特别是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当局的镇压有了法律依据。此法宣布后，多个本土派组织和高校学生组织宣布解散，当年的七一游行也无法举办，就此断绝。在法律生效的一年多以来，上百个参与和表达过抗议的普通民众被捕，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等独立媒体被迫关停。

身为大律师的邹幸彤当仁不让，写下一篇文章《“只谈法治，不谈政治”的抗争七步杀——香港法治迷思与司法抗争诤议》揭露当局如何利用法律实施政治打压：

愈来愈多的政治人物，被卷进没完没了的刑事检控；本应属于例外的审前羁押，在国安法下变成常态；众筹成了洗黑钱，查册成了虚假陈述，报道新闻、发表评论可以是勾结境外势力；批出许可、确认资格的法定权力，如确认候选人资格、教师注册、电影评级等，迅速成为了政治审查的利刃。在新香港的法律下，参与初选、喊光时口号、被领事联络，通通都能给你套上涉嫌犯法的帽子。

面对来势汹汹的政治反对运动，当权者最想达到的，是什么？不外乎消耗其资源、噤声、分化、污名化、消灭生存空间，同时建立自身论述、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香港的政治高压下，支联会也难逃厄运。2021年六四前夕，主席李卓人和另一副主席何俊仁相继入狱后，邹幸彤也第二次因为“六四煽惑案”被捕。邹幸彤再次获得保释后不久，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于8月25日向多名支联会常委和负责人发信，指基于警方调查，警务处处长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其在9月7日前提交资料及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邹幸彤9月5日表示拒绝同工会资料，并宣布将于25日召开会员大会决定支联会是否解散。

为此，她写下文章《当法律逼你“笃灰”—关于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附表5》解释自己拒绝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理由。质疑国安法此规定是在“强制告密”，将会对公民社会的团结造成毁灭性打击。

警方要求的资料涉及大量私隐，而交了什么具体内容是不可能公开的，于是外界只能猜测自己可能有什么资料被交到了警方手上了。即使交出的资料无关重要，但与收信人有关系和合作的团体和个人，都仍会人人自危，担心国安哪天就来敲门。人们对交过资料的团体的信任，定必有损甚至完全丧失。

长远来说，当根据附表5交资料成为惯例，受到调查的团体又因面对压力而只能选择三缄其口，公民社会团体之间就会愈来愈不敢合作，不敢联系，互相猜忌，彼此防备，因为不知道哪天、哪个合作者就会在法律的胁迫下把自己供出去。瓦解信任，让每个人愈加孤立和原子化，正正是消灭组织和抗争的不二法门。

在拒绝合作后，邹幸彤与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及陈多伟于9月8日被国安处逮捕。第二天，香港律政司正式起诉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以及支联会，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指三人及支联会在去年7月1日至今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警方国安处已冻结支联会约220万港元涉案资产。

另外，邹幸彤及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及陈多伟因没有提供国安处要求的资料，而被控《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细则》“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

同一天，警方国安处人员到支联会筹办的六四纪念馆搜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证据。大批警员在位于旺角道、六四纪念馆所在的大厦地下驻守，并拉起封锁线。搜查之后，支联会员工发现馆内多项设施被破坏，绝大部分的展品和书籍被带走。之后六四纪念馆物业被当局冻结。

9月10日庭审期间，邹幸彤Facebook账户发布了一则消息，语言中透露出了自我牺牲的决绝：“或许对方终将压碎我们这块‘拦路石’，但反抗本身就是凝聚力量，换取空间，让更多的‘拦路石’有机会成长。”

法庭上据理力争 守护历史真相

自9月8日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且多番申请保释被拒后，邹幸彤一直被囚至今。但她仍旧没有停止反抗，而是将法庭当做了新的抗争场地。

2021年10月25日，她就“六四煽惑案”在法庭上自辩，叙述支联会和维园烛光晚会所遭受到的政治打压，以及坚持悼念六四的意义。

“维园的烛光，经过三十二年的沉淀，已经是这个国家上最重要的反对专政的象征。我们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去到维园的人不多，只要有，我们都可以说维园的烛光没有死。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起码，我们都还可以用个人力量，做最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将每个行动的政治能量，放到最大。正如当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为见到后面有成千上万人跟着他，他才去挡住塔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须去做这件事，因为这是正确的事。”

邹幸彤坚持不认罪，并表示自己无法接受一些同僚“认罪不认错”的妥协，从而减少审讯压力并换来减刑。因为她无法接受自己的不诚实和言行不一。

即使法庭上的一句“认罪”变得不再有实质意义，不再和社会的对错判断有什么关联，我也无法亲口给予这个论罪一个认可。我自己说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因为那是任何外力所不能夺去的、我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而对得起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就是我对自己卑微的要求吧。若以违心的话换自由，岂不是把更大的枷锁绑在自己的精神上？

她的“不认罪”，不仅仅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更有实际的考量：

法律的逻辑，刑期的计算，让我们沉默，让我们合作，让我们认罪。于是，法律驯化了抗争，却向当权者大开了叙事的平台。而事实的版本，只会剩下他们那个，不论法律上证明得了证明不了（而政治案几乎是肯定证明得了的），他们的说法就是唯一的“真相”。

而她的不认罪，正是为了不中这样的诡计，去牢牢捍卫住自己的真相、历史的真相。

不认罪也是她的重要抗争策略：

政治相关的大案，每一次的提堂、争论、进展，也是可供报道和讨论的事件，拉长一点来做，可以让案子有更多曝光机会和发酵时间，不会突如其来地判了，大家都跟不上是怎么回事。而如果没有保释，预计的刑期又比较长，把法律程序的周期拉长些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让被告有多些出庭见人和陈词的机会，不至于一下子就消失于人前。

2022年1月4日，邹幸彤“六四煽惑案”被判罪成，同日被判囚15个月，加上她已经因为被指煽动其他人参加2020年的“六四”晚会，被判囚12个月，两个案件的刑期部份同时执行，令她的总刑期增至22个月。而在前方等待着她的，还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的两项指控。

被判有罪后，邹幸彤发表了《六四卅二煽惑案 邹幸彤陈情文》向法院求情，她表示案发后短短半年，除支联会之外，六四纪念馆、国殇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图书馆六四书籍都不能幸免，六四记忆的传承在香港已经岌岌可危。

之后邹幸彤引用了八段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证词，表示“其实这些难属才是这单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声音才是最有必要出现在这场庭审的记录之中。听下这些正在被消灭的声音，或者法庭会更明白，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抗争到底，是难属的呼声，亦是维护尊严的唯一出路。因此，即使烛光有罪，我仍然会呼吁大家，无论是今年的六四，还是将来每年的六四，继续点起抗争的烛光。就算没有了支联会，没有人去申请集会，我们仍然可以每一个人去守这个约定，用烛光照亮长夜。这个为公义作出的承诺，会超越任何文字狱的压迫而长存。